近年来，海外主要经济体财政支出大幅增加，推动全球债务水平升至历史高位。同时，为对抗通胀，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加息，推升国债收益率，部分债务率较高的经济体付息压力加大，财政可持续性受到市场广泛关注。
全球债务持续扩张的风险正不断累积。在2026外滩年会期间，多位中外嘉宾强调，公共债务风险已不容忽视。与此同时，中国金融市场走出独立行情，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机遇。
三十人小组(G30)首席运营官西拉・帕扎巴西奥格鲁(Ceyla PAZARBASIOGLU)用一组数字勾勒出当前困境的严峻程度：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已回到二战时期水平(约占GDP的100%)；主要发达经济体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近20年来最高水平；多数发达国家通胀水平仍远高于政策目标。
目前，美国债务规模已突破40万亿美元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%，处在近年高位水平。“全社会已形成将长期财政状况纳入解决范畴的普遍共识。”美国前财政部部长罗伯特.鲁宾(Robert RUBIN)表示，尽管他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持乐观态度，认为当前美国债务问题“非常可控”，但他对美国现政府能否推动美国财政重回可持续轨道表示怀疑。
“世界各国财政普遍面临两难困境。”葡萄牙前财政部部长维托尔.加斯帕尔(Vitor GASPAR)坦言，一方面，公众对扩大公共支出的诉求强烈；另一方面，各国反对增税的政治红线同样清晰。在高债务、高赤字的起点上，这一矛盾将推动公共债务进一步累积，“最终陷入不可持续，并威胁金融稳定”。
多位与会财政专家认为，解决公共债务问题，可以通过制定可持续的财政预算方案并严格执行，推动财政开源节流——拓宽税基与提高税率并举，优化财政支出，但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真正下决心。
加斯帕尔指出，葡萄牙通过精心制定并严格执行财政政策，成功推动本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从2014年的130%以上降至2024年的100%以下，此后每年保持回落，实现覆盖利息支出的财政盈余。但他同时直言，压降公共债务的代价是“高昂而残酷的”。
持续高企的公共债务，也将逐步传导至金融体系。帕扎巴西奥格鲁表示，这种局面极易导致一国政府陷入“财政主导”状态——当主权债务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，财政政策实际上接管了宏观经济的主导权，“成本最终由储蓄者和金融中介机构承担”。
去年以来，由于美国政府对美联储人事安排与货币政策的干预，美联储的独立性遭受广泛质疑。美联储前副主席唐纳德.科恩(Donald KOHN)对此强调，美联储不会放弃维护物价稳定这一职责，亦不会屈服于财政主导。
多位与会金融专家认为，当前海外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普遍面临结构性变化、财政压力与政治压力等因素的挤压，财政主导风险确实存在，但金融市场能够对其发挥一定纠偏作用。
荷兰央行原行长克拉斯.诺特(Klaas KNOT)指出，财政主导问题已逐渐浮现于欧元区。“假设中央银行向财政主导妥协，面对显著的通胀冲击，却在需要行动的时点按兵不动，最终结果将是通胀风险溢价上升、长端利率大幅上行。”他表示，对于一国政府而言，相比在隔夜利率上多承受25或50个基点，长端利率失控带来的痛苦要大得多。
以色列央行原行长、G30荣誉主席雅各布.弗伦克尔(Jacob A.FRENKEL)强调，中央银行所掌握的政策工具，就是为了实现物价稳定而设计的。只有确保物价稳定，才有可能实现其他政策目标。
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(Masaaki SHIRAKAWA)则提醒，通胀目标制带来的最大错觉是“物价稳定等于宏观稳定”，各类金融失衡因此被长期忽视；而为了对抗通缩而大规模量化宽松，最终可能重新引发高通（QCOM）胀。他强调，应将政策工具配置于最能发挥其效用的目标，并应遵守“比例原则”。
不同于海外主要经济体面临的高负债、高通（QCOM）胀局面，中国的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、整体风险可控，物价水平保持温和回升态势。
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院长郭凯认为，今年以来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，有效阻隔了境外货币政策收紧向国内的传导。在海外主要经济体普遍收紧货币政策、利率维持高位的背景下，我国利率水平保持低位运行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得到较好维护。
“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，共同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时代机遇。”郭凯表示，国际社会对美国及美元的信任开始出现动摇；欧洲局势对欧盟乃至整个欧洲并不有利；而中国作为相对独立的新兴经济体，在全球利率普遍上行之际，走出了与全球不同的利率走势，这表明人民币资产已初步具备安全资产的特征。此外，在美元走强、多数发达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的同时，人民币对美元总体升值，展现出替代性货币的特征。
